玩转全球的新药生意:专利再加工获9倍收益
[dropcap]它[/dropcap]们是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中小型医药科技创新企业，这些企业致力于在全球的高校、研究所、药品研发机构里寻找还未得到商业开发的新药专利，通过专利购买，再经过专业的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公司(CRO/CMO)将专利变为药品，从中获取收益。
它们是“中间人”，也是“桥梁”。
它们做出的每一笔交易，金额都高达上千万、上亿美元，这意味着，只有真正的“伯乐”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
走出去
2016年4月7日，上海，药明康德上海总部。
医药研发能力和技术平台公司[highlight]药明康德的全资子公司药明生物[/highlight]正在与中国一家创新医药科技企业[highlight]北海康成[/highlight]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他们将为这家规模不算大的医药企业提供用于治疗脑胶质母细胞瘤(GBM)靶向的首创抗体融合蛋白创新药CAN-008在中国的生产工艺转移、优化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服务。
在全球，脑胶质母细胞瘤是死亡率最高、预后情况最不乐观的肿瘤之一，5年病死率在全身肿瘤中仅次于胰腺癌和肺癌。
而目前临床上对脑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选择却很少，药明生物这次服务的北海康成在2015年7月与德国APOGENIXGmbH公司达成专利许可合作协议，买下了这项专利在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研发、生产及商业化CAN-008的独家权利。
根据协议条款，APOGENIX将会逐步收到北海康成的项目首付款、里程碑成果付款，以及根据未来销售业绩可能取得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提成收益。
这并不是北海康成从海外购买的唯一一个药物专利，就在上个月的21日，北海康成以类似的合作形式从美国购买了AVEOOncology治疗恶性肿瘤的靶向单抗药物AV203(CAN017)的全球(北美除外)生产、研发及上市的独占权利，此次转让为北海康成带来第二个临床阶段的靶向生物药，也有望为AVEO带来高达1.33亿美元的现金收入。
在药明生物，像北海康成这样的客户还有很多。“目前我们有6个合作项目是合作伙伴从海外获得专利许可，药明生物提供在国内的研发、生产服务。”药明生物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些药物清一色都是生物药。”
陈智胜透露，药明生物目前已经为国内合作伙伴完成了8个创新抗体药的临床前研究工作并申报了CFDA的IND，20个生物新药合作项目处于在研阶段。与此同时，药明在国内建立了唯一一个同时符合美国、欧洲和中国的cGMP生产线并完成了美国和欧洲公司15个生物医药项目的GMP生产。
专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平台公司的存在，让这些有“眼光”的小型企业可以以更低成本来专注于高端药物的开发和获取，大型制药公司的创新研发能力已远不如这些小型公司来得惊人，这在业内，是几乎被公认的现状。
不仅仅是北海康成，沪亚(HUYA)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与之相似，但他们选择的市场与北海康成恰恰相反，他们做的是把中国的创新药物专利卖到国际市场上去。
引进来
3月末的一天，沪亚创始人及CEOMireilleGillings和她的爱人DennisGilling一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10年前，MireilleGillings以美国神经生物专家的身份来到上海，在拜访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后，她发现中国医药科研人员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有能力开发出原创新药。此后，她便创办了沪亚，这也正是这家公司的名字的由来：沪亚，沪是代表上海，亚则代表圣地亚哥。
10年来，沪亚专注于做一件事：在中国的各个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寻找具有国际市场潜力的中国原创新药。
比如在8年前，沪亚花了2800万美元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手中买下了“西达本胺”(HBI-8000)除中国以外的开发权，这是一种创新性抗癌药。那时，沪亚发现了西达本胺的巨大潜在价值，于是出资，获得了其除中国地区之外的全球专利许可。
在今年2月，沪亚与日本卫材株式会社签订协议，将完成日本I期临床试验的新药HBI-8000在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的开发和销售权转让给后者;卫材将向沪亚支付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共计2.8亿美元，另加净销售额提成。这意味着，作为一名新药研发的“中介”，沪亚从中获取了9倍的收益。
上个月，沪亚再次斥资6500万美元与复旦大学签订了一种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候选药物IDO酶抑制剂的除中国区以外的独家专利许可，这让这家创立仅十年的公司一举成名。
肿瘤免疫治疗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癌症治疗方向，基本原理是通过调动人体免疫系统杀灭肿瘤细胞。此前开发的HBI-8000和这次购买的IDO抑制剂都具有这种效果，未来开发成功后，MireilleGillings希望二者可以联合用药。
“其实一个药物从研发到临床再到最后上市，这中间的时间是很长的，而我们的价值在于利用我们的技术手段将步骤简化，使得药物更快上市。”MireilleGillings对记者表示，“CRO企业相当于服务的提供者，协助药物的开发，它们不拥有这些药物的专利，而我们拥有专利，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让别人开发。”
几乎出席任何场合都会身着香奈儿套装、打扮时髦的MireilleGillings是科学家转身企业家的成功代表。而她曾经的投资人，也是现在的老公DennisGilling在去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还是全球四大CRO之一昆泰公司(Q.NYSE)的董事长，在去年底，他从董事长的位置上卸任，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辅佐Mireille发展沪亚。
共性
细细对比，你会发现北海康成与沪亚所购买的这些专利，有着不少共同的特征：中国市场在该领域的药物几乎空白、在国外已经完成了一期或者二期的临床试验，并且价格昂贵。
“我们对疾病，尤其是无药可治的疾病比较敏感。在中国，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专利首先是看市场，在国内有没有真正的需求，有没有真正的医学空白。然后再看全球在研的产品线，而不是被搁置或者已经失败的、在研的产品线里面能够有苗头，至少有临床前数据能够说这个(候选药物)可能对于我们中国这种医学空白是有一个根本性改观的作用，我们再将这些产品线和中国的需求对接。”北海康成(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以北海康成引进的AV203(CAN017)为例，这项药物专利在购买时已经在美国完成了一期试验，而该药物所针对的鳞状细胞食管癌，中国是全球的重灾区：全球每年大概有45万新患者，中国占了25万。
对于这些致力于连接中国市场全球化的药物公司来说，填补市场空白一方面可以使它们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则为很多中国患者缩短了等待国际新药的时间。
“外资药企的研发重点和中心都是以西方人种常见多发致命的疾病着手，而且它也是以这样的市场顺序来上市的。我们都知道外国的新药引进到国内保守来说需要5年，一般都是8到10年，有的时候是永远不会进中国，完全放弃中国市场。”薛群说。
对于北海康成和沪亚来说，在上游，没有APOGENIXGmbH、高校的药物研究所这样的研发机构，在下游没有类似药明康德、昆泰这样的CRO公司，这样的商业模式可能就无法完成。
“我们要做一个生物新药的话，很可能必须建设自己的厂房、生产线等等，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这个阶段非常不值得把钱花在这个上面。”薛群说，“和CRO企业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双赢的模式，因为我们要在中国申报一期、二期临床的IND(新药临床申请)，要报中国的新药，这个产品必须是国产化生产，达到国家GMP甚至全球GMP的要求，对软件、硬件的要求都会很高。”
而事实上，就像房产销售需要中介，实现更多高校、科研院所成果的产业化，也需要“伯乐”。众所周知，创新药物研发的周期长、投资大、失败风险高，要填补这个缺口，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能慧眼识别实验室里的“珍宝”、具有产业化能力的专业机构，二是可以有更充裕的资本流进这个“高门槛”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