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药企不应是民众的假想敌

这几天《我不是药神》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这也难怪,“医疗”和“房子”这两个话题,始终牵动着大众最敏感的神经,别说拍成电影了,就是网上发个帖子也能引得无数路人围观。

非医药人士看了电影后往往会谴责售价高昂的原研药公司,而医药人士则感慨大众不了解药物研发耗日持久的艰辛和费用投入的巨大,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

 “他就是想活下去,他有什么罪?”

电影中存在对制药公司和所谓的医药代表颇为夸张的演绎,仅从制造戏剧冲突的角度来说,尚可理解,你总要立个靶子让观众情绪有宣泄点吧,但这种设定也让电影缺少了一种深度。

劫富济贫是小说和电影中满足中下层人民意愿的一种创作手法,现实中肯定行不通,咱们医药行业的看了也别堵的慌。

创作方借徐峥之口吼出的一句话,“他就是想活下去,他有什么罪?”,把剧情和观众情绪推向高潮,即使作为医药人士,我们完全理解原研药品为什么价格高昂,但面对这句无奈又悲愤的言语,应该也颇受震撼。

个人觉得这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表面是质疑了高药价,但实际上也揭示了一个问题,而且是很值得我们医药从业人员思考并践行的问题,那就是创新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他就是想活下去,他有什么罪?”,个人如此,每个组织也一样,从各自立场来说,谁也没错,不用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一方去指责另一方,无论是对抢药的黄毛,还是对于药企。

作为商业片,不也希望自家票房全线飘红,盗版绝迹,以保证获得丰厚回报,以回收投资和用于再创作吗?你看,今天徐峥都开始呼吁打击盗版了。

那么既然这样,矛盾出在哪里?个人认为,就是前面大咪提到的创新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有限的社会资源VS无限的医疗需求

《我不是药神》故事设定在2002年,其后的一年有一个官方调查,2003年城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30%。

所以,电影描述的的确是现实,“吃了几年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

创新药个人的确无力承担,别说咱们国家,即使是国外,如果没有医保负担,富有于贫穷之间,也就只差一场大病。

但为什么以前很多创新药不在医保,需要患者自行承担,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一个现实,医保危机。

我们近些年看到,国家一直在提高医保的覆盖面,比如新农合就让农村居民很是受益,当然,这也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考虑的民生问题。

国外发达国家扩大医保的覆盖面从二战后就开始了,也是医疗健康的重点工作,到六七十年代就基本完成,我们的邻邦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医保制度的国家,1961年实现全覆盖。

解决了覆盖面的问题后,就是尽可能的提高医保的报销范围,在这个问题上让所有国家都压力山大,原因是医保费用的增加太快了。

为什么增加这么快,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冲击,这个不用解释,都容易理解,而另一方面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医疗保健的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最近成了个热词,在其他行业频频看到,实际在医疗行业也是如此。

说句不好听的,原来没法治疗的病死掉就死掉了,没办法,但现在有新的治疗方案了,你说治不治?想治可以,费用很高,因为是新疗法新技术。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趋势会更明显,只要有钱,你不仅可以得到个性化的医疗,就连科幻游戏、电影里的换个器官,延长生命神马的我估计也不在话下,前提是你得有钱。

现状就是这样,可以说是有限的社会资源面对无限的医疗需求。

原研药为什么这么贵?

这个问题这两天有很多业内人再说了,但我这里还想补充下,另外,说几个数据。

回到电影里那个时期,2001年的每个计划新药研发项目的费用是8.8亿美元,新药上架之前,要耗时10~14年,专利保护期是20年,也就是说,留给药企的盈利期只有6~10年,在这盈利期里,药企必须赚够足够的利润,否则不但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后续经营将无以为继。

不要惊讶,到了今天更高了,按照德勤的数据,2017年成功上市一个新药的成本已经增加到20亿美元。

更悲催的是,研发投入高了,但投资回报率还低了,还是德勤数据,2017年TOP12跨国药企在研发上的投资回报率仅有3.2%,处于近8年来最低水平。

不但成本攀升、回报率降低,而且新药成功率并没有增加,一个新药历时十年数十年研发,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宣布失败,导致试验中止,制药企业的巨额投资打水漂。

在实验室待过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很多实验人员干了大半辈子,满是实验失败的挫败经历。

具体来说,比如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研发上,已经礼来等多家药企的单抗药物研发宣告失败,每个投资均超过10亿美元。

我们长时期算是个农耕民族,思考问题情感往往多于理性,就像电影里一样,群众揭杆一呼,臭鸡蛋马上砸向药企代表,这在很多国产片中都挺常见的。

好在这些年商业的发展,应该大部分人都能够理解了,没有商业的推动,现在社会的各种便利性不可能实现,所以,产品定价不仅仅是情感问题,还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后续的发展,没有回报,怎么做更多创新的药品出来,制药企业的愿景真的就会成为空谈。

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药企的原型诺华制药的研发及投入多年一直处于全球前三甲位置,2018年目前在研管线药物多达223种,居全球药企第一,研发投入2017年是89.72亿美元(约59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给大家比较一下,目前咱们国内所有A股上市药企加一起的研发投入,也就是40来亿的规模。

最近几年诺华的研发投入都基本在这个数字,所以,粗略的可以理解,在格列卫上市后的这些年里,诺华又投入了上万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在研发上面。

当然,这里也又获得了回报,上年8月份,医学界传出重磅消息,美国FDA批准了第一个基因治疗方法CAR-T细胞药物批准上市,正是诺华制药所研发,这又给多少绝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中国药价全球最高?

每当社会焦点在某个药企上面,经常会有媒体报道,该药企药品全球药价中国最贵。

事实是不是这样,有很多因素不方便公开讨论,不过有心的应该去查查,很多说中国药价最贵,都是计算方式的出入造成。

格列卫以前也遇到过,实际上是60片和120片价格的区别,拿美国60片的价格来和国内销售的120片的比,当然要比美国贵。

媒体记者不清楚,但国家药品监管和定价研究机构不糊涂,所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药品价格管制办法。

综合的说,美国是全世界药价最贵的国家,原因也简单,美国鼓励药企研发创新药,专利权就是为了鼓励医药企业的创新,并对其承担的研发投入风险给予合理的回报。

在OECD国家中,只有美国允许医药企业自有制定药品的价格,不论是专利药还是非专利药,这种情况下药品的价格就取决于药品的疗效创新程度和市场的竞争程度。

而从全球来看,对于专利药两种定价方式,一种是创新药大多采用撇脂法,也是在上市初期制定较高的价格,然后逐步降低到某一稳定水平,一些me-too药则采用市场渗透定价法,即在上市初期以较低的价格扩大市场占有率,带知名度提升后再逐步提高销售价格。

美国PhRMA和商务部以及以前的IMS都对世界药品价格做过多次调查,总体来说,专利药价格美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通用名药则要比其他国家低些。

制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心

回到开始,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创新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电影明显忽略了药企在这方面的努力,甚至政府这些年所做的努力也仅仅以片中的格列宁后来进了医保以字幕的形式简单做了交代。

从2001年以来,国家医改的推进和医疗健康的改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努力绝不仅仅是把一个药物纳入医保这么简单。

提升创新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一个药企和政府目前都在关注的课题,大咪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继续推进合理用药,让正确的药物用在正确的患者身上,跨国药企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这也是医药代表的职责所在。

而且也不要提到不合理用药就往利益驱使上想,医学是更新最快的科学,医生诊疗观念需要更新,尤其是承担了广覆盖和分级诊疗重要职能的基层医生的知识和技能,这份工作谁能来做?

电影中假药贩子张长林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的确容易戳中民众的痛点,但理智的想下,穷自古以来都不是病,无知才是病!

真的贫穷的话,抱怨药品贵尚可以理解,但是经常看到有些连买名牌包包眼都不眨一下的围观路人,也跟着起哄说救命的药物贵,实在是有点……,唉,让我喝点药酒压压惊。

过去饱受侵略的历史,让我们习惯了把帝国主义当做假想敌,所以在药企这件事上也是这样,观念真的要改改了,据IMS的数据,在中国,高定价产品在全球收入中的贡献属于较低的,这些都有数据可查。

在格列卫上市之前,慢粒患者只有化疗、干扰素、骨髓移植三种选择,骨髓移植疗法风险太大,代价太高,容易造成病人死亡,干扰素是首选药品,能够延长患者存活期,但是争取的时日有限,而且副作用会使患者十分痛苦,生活质量极大的降低。

从这点考虑,患者的确亟盼新药的问世,但如果从纯商业角度来说,在当时的美国,相对于其他种类的癌症和疾病,慢粒患者人数并不多,据统计,10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年约有6650人被诊断为慢粒,全球每年每10万人约有1.3人患这个疾病,具体列个数字比较清楚,2001年,美国前列腺癌患者、乳腺癌患者基本都是近20万人。

所以,当时格列卫经历过研究人员的更替,项目的中断,公司的合并,最终能够完成临床试验,是和诺华公司的推进是分不开的。

对于定价,当时应该是参考干扰素的治疗成本来进行价值定价,据国外的记载,最初也考虑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个价,其他落后国家一个价,但这样会导致价高的国家从价低的国家进货,而且中间利润被走私药品的人获取,患者仍然得不到利益,最后才确定了全球统一定价,加上对经济条件差的患者的“患者治疗优惠方案”,就像我们国家,当时没进医保,但是也是有患者援助计划的。

可以说,近年来,生物创新药的问世改变了患者的命运,把癌症变为可控可治疗的慢性病一直是人类的重要希望,格列卫是第一个实现这个愿望的药物,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药问世,很多致命的疾病都得到了攻克。

药品的研发和生产是经济问题,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个社会问题,当然,国家希望企业协助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确实有助于企业的品牌,推进药物的合理利用,就大咪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很多跨国药企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这点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

国外品牌机构评选中员工荣誉感最强的选项高分的基本是药企,对于员工来说,这项工作确实有神圣感,而且企业做的事情是有利于社会的。

电影虽然对药企和代表有不正确的描绘和误导,能够掀起民众对因病致贫、大病这方面的关注和思考,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反正俺们已经背锅那么多年了。

电影是好电影,值得看,但请不要把药企和医药代表当假想敌了。

大咪

大咪

「医药代表」(MRCLUB)创始人兼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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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1. 2018年7月12日

    […] 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制药公司承担了全球范围内的高昂的药品研发成本,大咪在《我不是药神:药企不应是民众的假想敌》也提到过这个,在OECD国家中,只有美国允许医药企业自有制定药品的价格,不论是专利药还是非专利药,这种情况下药品的价格就取决于药品的疗效创新程度和市场的竞争程度。 […]

  2. 2018年7月17日

    […] 相关阅读:我不是药神:药企不应是民众的假想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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